罗马的计谋或迷信规定，教士和辅祭要严格遵守独身的职责，对希腊人而言守贞只限于主教，这样的牺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为补偿，或是年事已高易于克制。教区的教士可以成为父亲，能够与进入圣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乐。11世纪“无酵饼”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辩，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领圣体仪式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使用“发酵”还是“无酵”的面包。在这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我对于拉丁人长期处于守势，是否应该提一提对于他们的严厉指责？他们忘记了使徒要遵守的教义，不得食用动物的血和绞死而未放血的动物，每个星期六还要禁食，这都是犹太人规定的律法。在大斋期的第一周，他们允许食用奶类和奶酪，[4605]那些意志不坚或体格虚弱的僧侣还可以尽情吃肉，要是没有植物油就用动物脂肪来代替。在洗礼中涂圣油只限于主教团，主教就像来到教堂的新郎，手里戴着戒指。他们的教士全都修面刮光胡须，把人浸在水里就算完成洗礼。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被这些罪行激起愤怒的狂热情绪，拉丁教会的神学家以同样的狂热肯定这些神圣的行为。
固执己见和民族恩怨，对于任何争论的问题都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希腊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领导地位的高级教士强烈的好胜心理：要维持古老都会教区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居于所有的教区之上；要使统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独一无二的权势，不得屈居于任何城市之下。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乌，[4606]原来是卫队队长和御前大臣，靠着功劳和宠爱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长这个极其难得的职位。他的学问渊博，甚至教会方面的知识也胜于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从未受到任何谴责，但是他的任职过于仓促，晋升也不合常规。那位受到排挤的前任伊格纳提乌斯，仍旧受到公众热情的拥护和追随者顽固的支持。他们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诉，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满野心的罗马教皇，正巧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东部的对手进行审判和定罪。后来因保加利亚国王和民族的教会管辖权而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对这两位最高职位的教士不会产生任何作用，除非他们能够计算出来，在自己管辖的教区之内有多少臣民改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