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法国，卢梭的影响挥之不去，但在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对抗时代，他受到的批判越来越多。那时，如何调解绝对主权与代议制的矛盾是争论主题。基佐在《论代议制政府的历史》中斥责卢梭的公意如绝对王权一样恶劣，纯粹的民主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拉马丁批判《社会契约论》的负面影响：“如果这本革命教理是培根、伏尔泰或孟德斯鸠写的，变革可能采取改良的方式，但那是卢梭写的，所以社会充斥着断头台与犯罪。”[217]批判者未曾找到卢梭与激进主义相关的明确证据，即便如此，20世纪极权灾难后，卢梭与革命的关系演化为“公意—革命暴力—极权主义”的逻辑。这与卢梭的政治诉求不协调，他在《爱弥儿》中说过不公平会引起下层社会的革命，所谓“小人物变成大人物、尊贵的沦为卑贱的”，却未倡导以恐怖与暴力实践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