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决不能因为运动形式上的自发性而全盘否定运动在爆发前和实施当中的某种计划性。
就宏观指导的角度而言，“退出印度”运动无疑是一次有计划的运动。我们知道，克里浦斯使团失败后，甘地即初步形成了“退出印度”的思想，即迫使“英国有秩序地和及时地撤出印度”。为此，甘地一方面以《哈里真》为基地，宣传他的观点，要求所有的人参加运动，并准备为争取独立牺牲一切；另一方面就有关运动问题与国大党领导人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在国大党领导层中统一思想。1942年5—6月间，甘地与贾·尼赫鲁多次激烈争论，最终迫使贾·尼赫鲁同意发动“退出印度”运动，甘地曾写道：我和他一连争论了好几天，他用一种我无法用言辞来形容的激情反对我的观点，当他明确看到没有印度的自由，其他两个国家（中国和俄国）的自由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时，他让步了。这样，甘地和国大党提出了《退出印度决议》，规定运动的总方向是“最大规模的非暴力的群众斗争”。
在8月7—8日的孟买全印国大党委员会会议上，甘地和国大党不仅规定了运动的基本方略和总方向，而且提出了初步的行动计划。甘地拟定了一份设想，提出每个印度人都是自由战士，必要时都可以自主行动，自行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这表明甘地希望速战速决，把潜力发挥到最大程度。这份设想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度重视发动农民，要组织农民抗税，要明确告诉佃农，国大党主张土地属于耕种者，并号召佃农对不参加运动、站在政府一边的地主实行抗租。这些措施在以往的运动中是农民积极要求而甘地竭力压制的，这次则不设任何障碍，希望开展得越广泛越好。这些都表明了甘地背水一战的决心和他对运动的新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