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是如此。这说明，当一个人一旦处于社会关系网，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很容易产生追求和压制之间的矛盾。
长期生活在这种等级差别中，很容易对等级差别产生膜拜和期望，最终扭曲人的灵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参与政治，结果却成了保罗·福塞尔在其《格调》一书中对美国中产阶级所评论的那样：“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
把这个评价用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完全合适。
中产阶层必然影响政府决策
仅仅从新中国历史看，1949年以后，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党被无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原来的工人、农民补充到精英位置上，无疑确保了在政府政策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主张。”　6在整个社会普遍“无产阶级化”下，中产阶层成了一种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　7。中产阶层无论怎样创造物质成果，都无法避免陷入社会结构的劣势地位，哪里还有他们参政议政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