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常参照历史作出重大决策。天下初定之时，他让群臣议帝王的尊号。以为非此则“无以称成功，传后世”，表现出很强的历史意识。王绾、冯劫、李斯等人认为秦始皇的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因此，应以三皇之称中最贵的“泰皇”作为尊号。秦始皇将“泰”字去掉，“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又因为“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决定“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既借重历史，又惧怕历史的矛盾心情，在这里表露无遗。在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的讨论中，李斯引古筹今的一番议论深深打动了秦始皇。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于是秦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确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基本格局。在引发焚书的讨论中，李斯不同意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论点，但用以反驳的第一条论据便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仍没有离开历史的思考。法家欣赏愚民政策，但自身并不缺乏文化修养。他们很善于运用所掌握的知识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我们不赞成李斯毁弃文化的主张，但必须承认，他以时变的观点来看历史，较之对历史事实的直接引证，在理论上要高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