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有学人甚至以西方文论的引介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这一点足以见出我们学习西方文论的“劲儿”，同时也可以看出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用研究者赵淳的话来说就是：“1990年代文化转型以来，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引介，无疑极大地拆解和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话语、观念和范式。”参见赵淳：《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西方文论引介研究：1993—2007》，10～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6] 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5）。
[37] 参见朱立元：《走向现代性的新时期文论》，263～27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38] 当然，20世纪80年代，强调文论话语的中国性并不占据主流，甚至恐怕是声音极为微弱，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存在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因提出文论失语症而名声大噪的曹顺庆先生就曾指出，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古代文论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的路径了，之后才有了其有关失语症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已经在着手另一个层面的工作，即试图探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参见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见钱中文、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15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