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端木蕻良所记述的拖鞋事情既有可能是误记，但更有可能是有意识地对记忆的修改。众所周知，在众多端木蕻良与萧红生活、关系的见证者的回忆文章中，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后生活并不愉快，在萧红临终住院时，端木蕻良更有弃之不顾的嫌疑，因而端木蕻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负心郎。像见证者之一骆宾基写于1946年11月并出版于1947年的《萧红小传》一书对端木蕻良（该书以T君指称端木蕻良）是很鄙夷不屑的，书中的端木蕻良自私自利、无情无义。此外，骆宾基在私下里与友人的谈话及书信中也对端木蕻良多有指责，像梅志《胡风传》中就提到抗战时期胡风夫妇在桂林居住时，从香港逃到桂林的骆宾基常来胡风家里聊天，讲述端木蕻良种种无情无义的表现而令胡风夫妇感慨万分，如端木蕻良先是为着自己突围而把萧红一人孤零零地扔在医院里，“到办理后事时，端木连火葬费都拿不出，还是骆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元港币拿了出来……可是，到端木路遇烂仔（香港的打劫匪徒）时，却从他口袋里搜出了不少美钞”[11]。香港作家彦火后来在信件中曾就有关情况问及骆宾基，骆宾基有很详细的回复：“在乐道，我本答应萧（指萧军），一定把她安置妥当以后再离开，而且也被她的同居者（指端木蕻良）恳托一助，但我却怎么也想不到一到思豪大酒店，萧红的同居人竟不辞而别了。《大公报》记者杨刚来访萧红之后，萧对我说，T（指端木蕻良）随人走了，不再来了！于是作为与病人共患难同生死的护理者的责任就不容推辞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此后朝夕相处四十天，而那个T君则在我走后的第三十四天又不告而来了，并把行李带到养和医院，说是要陪我护理病人。”“问题是早已经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次日，萧进入思豪大酒店之夜开始，直到四十四天之后逝于圣士提反临时医务站，萧红是独身一人，再也没有什么‘终身伴侣’之类的人物在这世界上存在着了。萧红与T的同居关系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在这天就宣告解除了（骆与萧只是文艺战线上的同时代人的战友关系、道义关系而亲切如姐弟——彦火按：这是骆宾基的加注）。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容以伪善代替的。矛盾本质，就在这里。”端木蕻良生前一直就没有公开的文字对骆宾基等人的指摘予以积极和直接的回应，倒是在私下里的访谈中对骆宾基的有关言辞予以否认，如彦火在向他询问端骆公案情形时，他就表示：“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比例，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只要排比一下他们的创作产量和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