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思想家邓牧提出一种与鲍敬言的乌托邦颇为类似的理想。他尖锐地抨击了统治者，认为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不劳而食的害民贼子，是吃人的野兽。而要保障广大老百姓的基本民生需要，他主张“废有司，去县令”，使天之生民，人人能够从事一种职业，自食其力。
到了明末清初，一些早期启蒙思想家憧憬着未来的美好世界，带有近代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元素，主张从根源上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9]的思想。颜元和李塨向往近代世界的“平均地权”，反对封建的特权垄断。颜元主张让老百姓拥有土地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主张“均田”，“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10]李塨更提出了一个空想的方案，主张使地主的土地“全归佃户”。何心隐把宗族作为一个共同体来进行乌托邦实验，筹集了一笔钱，建立了聚和堂解决吃、住和教育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不分远近贫富，一律实行义务教育，“子弟不论贫富，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这一使老有所养、幼有所归的民生方案，成为中国民生解决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实验，其思想已接近于恩格斯所说的近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