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琳娜：我记得钱穆先生说，墨学的衰亡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墨家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中国的文化类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难彻底贯彻这样一种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讲“非乐”，不要音乐了；讲“节葬”，节俭葬礼，就连父母的丧礼也很苛刻，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彻底斩断个人的家庭理念。这些思想和行为并不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
余秋雨：我很高兴大家对墨家衰败的原因能发表这么多高质量的意见。这个问题的学术分量很重，关及中国这片文化土壤对社会团体的容忍程度。我认为，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
极端化的弊端，我们在分析儒家的中庸之道时曾经讲了不少，墨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很小的地盘上，成了“悬崖上的悲壮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基本主张本来是面向底层民众的，但是，动不动就有多少年轻人集体自杀，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农耕社会的家族伦理，因此也突破了民众同情的底线，很难继续扩大队伍。
权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团队的组织产生。虽然不是官场，却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又由于权力，引起朝廷的警惕，而自己却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的经济基础。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墨家无法摆脱。